[内容提要]：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宗教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状况各不相同，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宗教作为一种变量，极大地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进程。其或许可以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形成文化区位优势，但其变量作用也具有不确定性，在一些条件下，由此产生宗教风险，进而会引发宗教的“蝴蝶效应”，因此，对之进行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情况有一全面判断。正是基于此认识，笔者指出机遇与风险并存，并提出对宗教风险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区位优势；宗教风险；蝴蝶效应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出现宗教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都信仰宗教，宗教深深地融入到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中。在历史进程中，宗教作为一种变量，极大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宗教可以发挥助推力作用，推动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文明交流互鉴，但宗教的变量作用可以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有时在一定条件下，宗教的变量作用也可能产生宗教风险，由此引发“蝴蝶效应”。因此，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在引导宗教积极发挥正面作用，逐渐建构文化区位优势[1]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前瞻性地充分认识宗教因素的变量作用及其带来的风险。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宗教风险进行研究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引导并发挥文化的区位优势，又需要面对宗教的复杂多变格局

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就宗教与我国周边国家关系而言，如果善加引导，宗教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首先，宗教是“一带一路”战略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2]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之后，现已得到65个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正逐渐展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涵盖了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北非和东非，辐射东亚及西欧。“一带一路”沿线主要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如果从全球治理的视野来看，全世界有230多个国家，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我们就应该把它看作是丝路国家，其中也包括美国以及拉美各国等等。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一个大构想，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世界各国共赢互利，互联互通、互信互助有着积极的作用。从文明交流发展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根本上是多元文化的融通，既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深度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新境界，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现代社会的重新创建，是当代国际文化秩序格局的创新性交流合作机制的对接。由于从古至今，宗教始终以这“一带一路”为平台进行交流和传播，并与沿线各国、各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宗教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靠的是什么？是实力，一种与世界对接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应该是一个全方位运行的大系统所提供的支撑力，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的是在不同层面共同作用的合力。就软实力而言，除了强大的金融资本之外，在经济贸易方面，需要的是经济贸易能力；在政治方面，需要的是面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运筹帷幄的政治大智慧；在文化方面更需要面对世界各国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应对能力。而就宗教领域而言，则是全球信教人数众多的宗教现象、世界宗教在全球的分布格局及其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量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蝴蝶效应问题。[3]

就“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与宗教而言，这既是机遇，又是风险。所谓机遇，是指宗教有可能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大构想，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世界各国共赢互利，互联互通、互信互助有着积极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是全方位开展的，其根本原则是互利互信、互联互通。其中民心相通是最基本的，这是成功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保障。

笔者曾经提出一个“文化区位优势”的概念，主张我们在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可以努力挖掘和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以正确引导，以民族和宗教的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形成互补机制。如果以中印孟缅经济走廊这一区域为例，中印孟缅经济走廊辐射地带宽广，它不仅连接着世界上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重要新兴经济体，而且还连接着南亚和东南亚，甚至还可以辐射到整个东亚和东北亚等广大亚洲地区。在这一领域中，民族宗教作为一个变量极大地影响着南亚和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进程，故应该挖掘和发挥民族宗教在这一区域的积极作用和强大的社会资源及其动员能力，努力搭建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平台，以民族与宗教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与经济区位交流互补，从中国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全盘考虑中国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展问题，共同为“一带一路”各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还应该前瞻性地预测到，影响边境一体化效应的因素非常复杂，区位优势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因素来保持。经济区位的绝对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天然的地缘、族缘和亲缘关系的文化区位优势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在经济区位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者可能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应以文化为平台，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要未雨绸缪，以宗教文化软实力来考虑和推动中国发展战略的持续发展问题。[4]

二、机遇与风险并存，只有积极应对、顺势而为，才能化解风险，“排雷减损”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前瞻性地看到，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非常完整的分布格局，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到宗教具有的内在文化区位优势的同时，也应该前瞻性地充分认识到宗教的变量作用是双刃剑，机遇与风险并存，在发挥其积极作用，努力建构文化区位优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宗教作为一种变量，其发挥的作用还会具有不确定性，其宗教风险会产生的蝴蝶效应。然而目前关于宗教风险的关注还很不够，相关研究也比较滞后。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宗教风险的研究。

世界宗教渗透进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发展进程。例如中东地区，伊斯兰教深刻地影响着中东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东南亚，宗教更是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发展的一个变量；在俄罗斯，东正教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在乌克兰危机中，天主教、东正教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南亚地区，印度的印度教人数正在大幅增加，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等的冲突不断；而在美国，基督教的价值观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甚至政府将宗教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维护“宗教自由”“宗教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早已提出，由于“一带一路”地区上的许多国家对外深陷大国战略博弈的战场，对内面临领导人交接、民主政治转型、民族冲突等多重矛盾，“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政策推进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风险。因此，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最为急迫的任务之一。目前，关于“一带一路”的论述较多的是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但我和我的团队经过分析、比较和研究后，我们认为，对宗教风险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着较为完整的分布格局，“一带一路”倡议前景是美好的，但风险也是切实存在的。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宗教因素可能成为风险，在政治、经济、社会各种领域以不同形式体现，甚至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这就是宗教风险的发生机制。

无视宗教风险不等于规避风险，无论个人、团体组织还是国家，其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不知道风险在哪里，而这正是宗教风险意识的现状。特别是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宗教风险是“躲不开，藏不住”的问题，如果不尽早开展研究，对其形成原因、发展趋势、影响范围、致损程度等进行专业、深入的分析和评估，很可能会让我们在未来陷入被动的局面，疲于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突发情况。

三、宗教风险的“蝴蝶效应”提醒我们要有前瞻性眼光和全局视野

近年来，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在提醒我们，宗教风险的蝴蝶效应不容忽视，也不容乐观。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宗教风险的存在，考虑宗教风险产生的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动力机制，研究其规律和特点，做到未雨绸缪。

有研究国际战略的学者指出，美国亚洲战略的重点并不是自己赤膊上阵，而是挑动中小国家与东亚、东南亚的唯一大国中国叫阵。但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战略和代理人战略和欧洲比起来有巨大的潜藏危机。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在东南亚的影响也日益强大。近年来政治对宗教的影响，宗教因素对政治的影响也开始在诸如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日益放大。因为，这是信教群众最多、最为集中的区域。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是这些区域内各国家的特征。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处于复兴的态势，这种复兴不仅体现在宗教人口的增长上，也体现在宗教运动的活跃和宗教影响力的扩大。就伊斯兰国家来看，世俗势力和伊斯兰宗教复兴势力的矛盾一直存在，土耳其等国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一度选择全盘西化的道路，但2016年7月15日晚间，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官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并最终以失败告终；该事件与土耳其国家是否继续坚持世俗化路线有密切关系。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为代表的，则是彻底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目前，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扩大，中亚“三股势力”抬头，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不仅威胁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对伊斯兰世界世俗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其宗教风险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导致国际社会的不稳定。

例如，2016年9月到11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钟万学事件”正是因宗教风险而引发了蝴蝶效应的案例。钟万学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基督徒，是近年来印度尼西亚政坛上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社会大众对其评价较高，有实力可以竞选印度尼西亚的总统。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7月曾经报道，“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特区副首长钟万学已经接受委任，出任雅加达代理首长，成为史上首位华人雅加达省长。这标志着印尼政治发展的新里程碑。”但在2016年9月20日的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中，情况出现变化。身为华裔基督教徒的钟万学由于曾经引述《可兰经》的经文，指责竞争对手企图误导民众不可投选非穆斯林为领导人，结果被指侮辱伊斯兰。以激进的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PI）为首的强硬派穆斯林组织就此事报案，不断施压警方调查钟万学，并在印度尼西亚各地举行了数场示威游行，甚至要求将钟万学送入监牢。由于印尼总统佐科政府的努力，事态没有扩大，在印尼未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事件。但这一事件还在持续“发酵”。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简单的宗教问题，但生活在以伊斯兰教为国教、80%以上的公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尼西亚，言论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争论，其宗教风险引发的蝴蝶效应却是较为严重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暴恐活动频发，包括中东“伊斯兰国”势力，东南亚伊斯兰分离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缅甸佛教极端势力、斯里兰卡佛教民族主义等，都是“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宗教风险，这些现实存在无不提醒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些宗教风险的研究。佛教信仰虽然相对温和，但是个别国家也存在尖锐的宗教矛盾。如缅甸佛教徒与穆斯林、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与缅甸政府长期推行“缅甸族、缅甸语、缅甸佛教”的合一同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也有缅甸佛教的极端势力还经常对中国在缅甸投资项目进行阻挠和质疑；印度是多元宗教并存的格局，但是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的“印度教国家”主张，造成了印度教与印度国内锡克教、伊斯兰教势力的紧张。印度国民大会党倡导的世俗主义力量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取而代之，提升教派冲突和地区冲突风险。欧洲的难民危机以及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都在提醒我们，要重视宗教风险的研究。极端主义分子实施的恐怖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将会影响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进行。据统计，东南亚地区有大约30个激进组织宣称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甚至声称要与“伊斯兰国”武装结盟。为吸引东南亚国家的“圣战者”奔赴叙利亚参战，“伊斯兰国”专门成立了以叙利亚为中心的“马来群岛战斗小组”。这一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成员主要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这是因为他们都能熟练地运用马来语进行交流与沟通。此外，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也较为频繁。“菲律宾是东南亚受恐怖主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由于历史、宗教和民族等各种原因，菲律宾南部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主要策源地。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大多发生在菲律宾南部，制造袭击的几乎都是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主义组织。然而，近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菲律宾北部的天主教徒地区也出现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有上升的势头。”[5]而2016年10月14日缅甸若开邦罗兴亚恐怖主义分子在貌都镇同时攻击了3个边防警察警署。近期缅甸政府军进行了对若开邦恐怖主义活动的清剿行动，但国际伊斯兰社会对此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其原因，研究宗教风险及其“蝴蝶效应”。

总之，宗教风险引发的“蝴蝶效应”不能被低估，它往往带来地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连锁反应。无论是从世界宗教分布格局，还是从全球信教人口来看，如果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在“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宗教因素，就会出现一些“短板”，导致很多政策、项目难以有效实施、可持续地发展。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过程中，在建立各种经济、外交合作机制的同时、在合作次区域或微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前瞻性地看到宗教因素有可能产生双刃剑效应。对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争取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努力建构文化区位优势，以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形成互补机制，推动经济发展。但我们同时还要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种国际势力在世界版图内的活动及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也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格局，宗教的变量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宗教风险，甚至会引发“蝴蝶效应”，乃至出现宗教极端暴恐事件，对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势必会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从这个角度而言，宗教的影响力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因此有必要研究宗教风险，探讨其发展规律及其影响路径，化解或降低宗教风险，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有助于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项目号为16ZDA168）、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宗教治理经验及模式研究”（项目号为16AZJ00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东南亚宗教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文化区位优势”概念是笔者近年来提出的观点，详细参考郑筱筠：《试论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及其战略支点作用》，《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2期，第30页；郑筱筠：《当代东南亚宗教的现状、特点及其发展战略》，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郑筱筠：《东南亚宗教情势研究报告》，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参考郑筱筠：《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宗教因素之思考》，卓新平、蒋坚永主编《“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对外交流》，第17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

[3]详参郑筱筠：《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宗教因素之思考》，卓新平、蒋坚永主编《“一带一路”与宗教对外交流》，第15-26页。

[4]详参郑筱筠：《试论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及其战略支点作用》，《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2期。

[5]辉明《菲律宾新伊斯兰恐怖主义：苏莱曼酋长运动组织》，《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1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邪教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