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就必须了解中国宗教国情的特色有哪些。笔者认为，对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有关国情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宗教信徒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很小。世界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同机构有不同的说法，从80%到60%不等，差距很大，但都是占大多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信教人口占多数的情况主要存在于部分少数民族之中，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东乡、撒拉、保安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群众信仰伊斯兰教，藏、蒙、土、裕固、门巴、珞巴、普米等少数民族人口大多数信仰藏传佛教。至于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汉族，其中的知识分子长期受人文理性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普通群众中盛行实用理性；“天人合一”“天道自然”的观念阻滞了人格神观念的发育，以伦理观念为中心的儒家正统思想对鬼神与来世抱持暧昧态度，抑制了宗教的扩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理性受到推崇，成为主流文化。这就造成我国人口之中有明确宗教身份认同的人比例很低，绝对数字很大而相对比重很小，形成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宗教信仰版图。中国绝大多数群众采取“实用”的态度进行选择，大多数群众不昄依某种宗教，但风水、算命、择吉日、面相、星座等带有神秘色彩的民俗性活动广泛存在。

第二，这个国家由坚持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缔造并长期执政。特殊的宗教国情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反宗教的任务没有欧洲和俄罗斯那么重，取得政权后有条件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贯彻得更加彻底，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定地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建立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的群众一道同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既是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精神价值的结果，也是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既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诸如宗教的本质、根源、历史、功能和前景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切合本国实际的理解与阐发，也包括其独创的理论和方法。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前者重在应用和推广，后者重在开拓和完善，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继承中的发展。概括起来讲，在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上，中国学术界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立场，同时也继承了异化论的合理因素，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只不过它和所有的唯心主义一样对支配人们的自然力和社会力采取了超自然的反映方式，是歪曲的、颠倒的和幻想的反映。

在对宗教根源的认识上，中国学术界总结认为，宗教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发展和变化，具有自然、社会、认识和心理等方面的原因，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之间不合理关系的结果。

在宗教的社会功能方面，学术界认为，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因不同历史时期和环境的需要，扮演着维护社会秩序或推动社会变革旗帜和口号的角色，既具有社会整合功能也具有社会解构功能，既可以是一种稳定力量也可以是一种破坏力量，对特定的社会利益集团具有积极作用，而对其他利益集团就有可能具有消极作用，反之亦然。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两点论辩证地加以看待，不可以偏概全，笼统粗率地下结论。

在对宗教历史和前景方面，学术界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必然规律。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存在还要久远；但宗教的形态不可能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会越来越趋于合理，宗教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可以预见的，即政治功能将逐步弱化，将逐步退出社会公共生活，成为公民的私事。

三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宗教理论与政策：

首先，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以贯之的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宗教的“五性论”，即认为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这“五性”并不是宗教的区别性特质，其他社会文化现象也具有，但它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特征之外突出了宗教的社群特征，为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制定宗教政策提出了需要特别注意和慎重对待的思考方向，属于宗教策论。

第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并将其写入新修改的党章，标志着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正式确立。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概括了宗教工作的宗旨，简称“适应论”，是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第四，2016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是新的历史时期对包括本土宗教道教在内的所有宗教提出的新要求，是“适应论”向文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拓展。历史上，从异域传来的佛教适应藏地文化形成了藏传佛教，吸收内地儒道文化形成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在历史上形成了法性、法相、天台、贤首、禅、净土、律、密等八大宗派，最终以禅净二宗为主导。土生土长的道教因应历史需要形成了新天师道（正一派）和龙门派平分秋色的局面。宗教中国化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宗教出现了“逆本土化”“去中国化”的现象；本土宗教和早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来宗教在经过现代化洗礼的当代中国文化面前，也有不能适应急剧文化变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非常及时、必要和具有远见卓识的。

最后，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式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这个概念对上述成果加以概括，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的理论和政策已自成体系。

四

我国学术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构建中，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是我国公众和党政部门认识和对待宗教、处理宗教问题的主要知识提供者。从20世纪中叶以来，我国众多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研究世界宗教的历史、文化和现状，尤其在研究本国宗教历史文化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洋洋大观的各宗教历史方面的专著和宗教典籍整理序列，出现了历史上和世界上都不多见的盛况。世纪之交以来，随着经费投入的增加和现代社会研究方法的应用，我国学术界在宗教实地调研方面形成了热潮，每年发表的相关成果非常丰富。

从知识体系构建来看，笔者认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学术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一、结合时代需要系统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增强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的本领，尤其要提高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纷繁复杂宗教问题的分析认识水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

二、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经典著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思想源流，不懂得历史就不能很好地理解现实。过去我们搞文献摘编，是急就章，难免断章取义，很难历史地具体地重现经典作家的原意，难以提高学术水准。必须用思想史的学术规范对经典作家的宗教论著进行文本解读。

三、深入系统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基本理论研究。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对一些基本问题需要加以重新总结概括；对一些当前的热点理论问题，如宗教文化的性质、党员信教、无神论宣传等，理论研究者不可回避，需要进行有学术含量的回应。

四、深入系统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宗教国情相结合的历史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关注和镜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现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理论与政策。

六、批判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特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更加鲜明，对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研究镜鉴正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所必需。

七、将无神论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术研究的视野。尽管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以批判宗教神学为主，后者以揭示宗教的社会基础和应对策略为主，但坚持无神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应当总结宗教与无神论相互作用的规律。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开放体系，它将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为根本动力和源泉，同时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知识与智慧，不断地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将大有可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宗教》2017年第6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