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究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里扎根成长，持续地发挥作用和长期产生影响，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历代佛教信奉者对这种外来宗教的不断重塑、改造乃至变革有密切关系。在长期的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乃是经由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的演化，即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发展，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一途；和佛教神祇愈来愈演变得具有中国人认同的形象，如弥勒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本土化，即另一路径这两个方面组成。前者主要表现在高僧大德在教义思想和规制的创新改革方面，重在思想内涵，后者则突出表现在广大佛教信徒们的信仰层面的演化上，注重心理与外观形象。

观世音菩萨在中国由男身神祇向女身定型化的演变，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

一、观世音与妙善三公主

在中国，有关观世音菩萨的佛教经典，如《悲华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等，早在南北朝时（或者更早），就已经翻译成汉文。佛经言：观世音菩萨乃转轮王之长子，名不眴，从佛出家修道。当他修成正果后，遂对佛言：“世尊，我之所有一切善根尽回向上菩提。愿我行菩萨道时，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堕大暗处，忧愁孤穷，无有救赎。若能念我，称我名字，我天耳所听，天眼所见，是众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恼者，我终不成正觉。……时宝藏佛寻为授记：善男子，当观天人及三恶道。一切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苦及烦恼故，欲令众生经安乐故，今字当为观世音。”[1]清末国学大师俞樾，见尊信观音菩萨的民众极多，几近乎“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状况，也对观音菩萨的来历作了一番追踪考察。他摘录道：

过去散提岚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出，众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名不眴，发菩提心：“众生念我，天耳天眼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天上普提。”

宝藏佛言：“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2]

在《妙法莲花经·普门品》中则曰：“观世音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苦恼，闻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即赋予观世音菩萨具有“寻音救度”超及时的特殊能力。除此之外，关于观世音的来历，还有另外说法，如说他是古印度“双马童神”转化而来。还有的说他是由“莲花化生”，故有“莲花之王”的称号。

正因为观世音有这样解救众生苦难的大善心，而且只要默祷其名，诵念其声音，皆可得到他及时的救助，脱苦免厄。所以受到佛教信众们最广泛的信仰与崇奉，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战乱频仍，社会苦难深重，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就十分普遍。当时，就有很多《应验记》之类的书籍，记述着受难者，因口念观世音，菩萨应声而至，搭救其出离苦难的故事。[3]据传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太原郭宣被关在监狱中，他在心中不断地祈念观世音菩萨，遂被恩赦，摆脱了牢狱之苦。出狱后虔心为观世音造像，以报搭救深恩。这是迄今最早的记载。另据文献记载，在北方带头崇信观世音的是北凉国王渠蒙逊，他皈依了佛法，兼有疾患，诚心念诵观世音经，痛苦即除。在南朝则有梁武帝虔信佛法，曾修观音忏法，以超度死后堕入恶趣的后妃。同时，有关观世音菩萨的画像和塑像，在各地寺庙和佛窟中，几乎随处可见。有不少造像，仍完好的保存到今天。值得注意的是，凡在南北朝时的观世音菩萨的造像，形象皆为男身。

按照佛教经典所言，观世音本为男身。在佛经中，佛称观世音为“善男子”，“勇猛丈夫。”故在印度的佛窟造像中，观世音往往多为带髭须的男子形象。但是，当他入佛修道成为佛菩萨之后，则可随时化现为长者、居士、宰官、比丘、比丘尼、优婆夷或童男、童女等三十二种身形。我国历史发展到了唐朝以后，中华文明得到了空前大发展，当时的唐朝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大国，长安城成了世界性的大都会。与此同时，佛教文化也得到了大发展。观世音菩萨的信仰，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观世音的名字，因为要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改称为观音。[4]更重要的是，观音逐渐由男身向女身转化。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信仰心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亲善万方的佛教神明，似应是女性更为合情合理，这实际上是在内心里天然地向往着母性关爱的缘故。当然，这一演变有一个渐变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早在北齐时，就有观世音为女身的记载。见《北齐书·徐之才传》其言曰：“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身长数丈，亭亭而立。食顷，变为观世音，是女身。”至唐武则天称帝时，印僧菩提流志译《宝雨经》，卷一中言：“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且在《大云经》中有言：佛曾对净光天女说“汝于见时，时是菩萨，现受女身”，“得大自在。”中唐大画家周昉绘“水月观音”，曾风靡一时。《宣和画谱》赞其“传写妇女，则古今之冠”。诗僧皎然写《观音赞》言：“慈为雨兮蕙为风，洒芳襟兮袭轻风”，显系妇人形象。传为吴道子所绘的“观音画像垂缨带钏，亦为女身无疑”。另据传，初唐时南山律师道宣，曾向天神问观音的缘起，天神告曰：观音菩萨原来是过去有个国王庄王的三女儿妙善，修道而成。并且言道：汝州香山寺，就是妙善出家修行，最终修成正果的寺庙。据此，国学大师俞樾判断：观音菩萨为女身，在“唐已盛行”。这位大慈大悲、急人难、救人危的观音菩萨，演变到了“盛唐”时，依照善男信女的信仰心理需要，终于神秘地完成了向慈眉善目的白衣柔美女子形象的转化。而到了宋代，这一“转化”则进一步普及到了全国。

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翰林学士蒋之奇出守河南汝州。一次，蒋之奇出巡，来到本州的龙山香山寺，意外地见到了该寺僧人，他所呈览的唐代传本《香山大悲菩萨传》，即律师道宣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观音菩萨缘起事。这位文人出身的太守，十分倾慕佛法，见《大悲传》则甚奇之，视为可传世之典。遂应寺僧怀昼之请，于次年将此本《香山大悲菩萨传》加以润饰，鸠工勒碑，模刻于香山寺内。且在《大悲传》前，附以蒋之奇之《赞文》。碑首赫然题有“蒋之奇撰”、“蔡京书”。

国学大师俞樾在其《茶香室丛钞》中，曾援引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以见证此事。

宋朱弁《曲洧旧闻》云：蒋颖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怀昼之请，取唐律师弟子义常所书天神言大悲之事，润色为传。载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序。[5]

可以想见，在北宋时由翰林学士蒋之奇撰文，大书法家蔡京书写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碑，隆重地树立在汝州香山寺内，在当时无疑是一件佛教盛事，定会轰动于一时，远近闻名。尤其在佛教信徒中，必然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二、《香山宝卷》的面世与观音信仰的普及

蒋之奇于元符三年（1100年）在汝州香山寺树《香山大悲菩萨传》碑，证言观音菩萨乃庄王之三公主妙善修道而成一事。曾经引起社会轰动。尔后仅四年，即宋崇宁三年（1104年），该碑文即已传到杭州，并且由杭州天竺寺僧道育，将“蒋之奇撰、蔡京书”的碑刻，重刻于天竺寺内，且冠以《香山大悲成道碑》名，以广其事。因此，《香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吴越地区更广泛地流传。观音菩萨为慈祥女菩萨，原为庄王之三女儿妙善修化成道，则已成为世人共识。

《香山大悲菩萨传》中言：

过去国庄王，不知是何国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亲救父疾。

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施即如故。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则是生王宫，以女子身显化。[6]

此后，则有人在“庄王”前面加“妙”字者，也有人在“庄王”前加“楚”字者，虽然说法不一，而且将此“国”所处的地域尽量西移，但那目的无非是在显示该《大悲传》真确不伪。可是，不管怎样，这位妙善三公主既然是在汝州香山寺修道成观音菩萨，就自然与中国和中国人有着密切的乡土血缘关系，却是无可怀疑之事了。而经过此番神意诠释，则神奇而又巧妙自然地满足了中国信众（特别是女性信众）的信仰心理，大大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

当我们梳理追踪印度佛经中的男身观世音，是如何在传入中土之后，逐渐演变成女性神祇——观音菩萨的过程时，发现《香山大悲菩萨传》在由唐及宋，由汝州移至杭州的流转变迁中，起着信息载体，这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令人惊奇的发现，我国迄今所知的第一部宝卷——《香山宝卷》，也与这本《香山大悲菩萨传》有着不解之缘！

原来《香山宝卷》，是否可以确定即是卷首题记所言为“宋崇宁二年天竺寺普明禅师编撰”，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持有疑惑，认为“题记”属于神话传说，不足作为凭据；有人却径直予以否定，认为纯属伪托，无法置信。[7]对此，我国最早关注宝卷研究的郑振铎先生，曾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做出如下的评断：

相传最早的宝卷的《香山宝卷》，为宋普明禅师所作。普明于宋崇宁二年（1103）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示而写作此卷，这当然是神话。但宝卷之已于那时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北平图书馆藏有宋或元人的抄本的《销释真空宝卷》。[8]我于前五年，也在北平得到了残本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一册。这是元末明初的金碧钞本。如果《香山宝卷》为宋人作的话不可靠，则“宝卷”二字的被发现于世，当以《销释真空宝卷》和《目连宝卷》为最早的了。[9]

郑振铎先生在《俗文学史》中，准确地缕述了宝卷从唐变文演变而来的历史，并颇有远见地根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认为“宝卷之已于那时（宋）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宝卷在宋代出笼面世的可能性。只不过对《香山宝卷》是普明禅师“受神之示”而编撰，这一具体案例表示了理性的怀疑罢了。对郑先生在科学考察中的远见卓识，笔者是赞同的。

关于宝卷究竟在何时面世，学术界有三种看法。其一就是郑振铎先生的看法，认为宝卷最早完全有可能出现在宋崇宁二年（1103年），不然就是“宋或元”，最迟也不晚于“元末明初”。其二是李世瑜先生的看法，认为宝卷“是起于明末”。他著文批驳郑振铎先生，说“郑著中根据一段关于《香山宝卷》的传说和《销释真空宝卷》、《目连宝卷》两种钞本的写绘形式就断定了宝卷可能起于‘宋崇宁二年’，不然就是‘宋或元’，再不然就是‘元末明初’，这样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故断定“无生老母的崇拜是起于明末，无生老母是秘密宗教的中心崇拜，宝卷是秘密宗教的经典，所以也是起于明末。”[10]其三是车锡伦认为：“据现有文献看，宣卷产生于元代后期。它同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及白莲教的发展有关。已知最早的一部宝卷是北元宣光二年，即明洪武五年（1372年）蒙元脱脱氏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11]车氏这一看法则是参酌了郑和李两位先生的意见，既有纪年宝卷为证，又把宝卷与“白莲教”（即李世瑜所称的秘密宗教）结合在一起，似乎更稳妥可靠。其实，根据笔者的研究，还是前辈郑振铎先生的推测，最具有缜密的学术眼光。因为郑先生的推断，是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唐宋俗文学史的研究，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作出来的。在唐代，许多寺院里，流行着由和尚说唱佛经故事的“俗讲”，而“记录这种俗讲的文字，名叫‘变文’。变文是用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中间有说有唱。说唱的材料，大部采取佛经中的故事，也有不少是采取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的”。[12]“俗讲”在长安曾非常盛行。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的记载，“九世纪上半期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为海岸、体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为文淑及其他二人。其中文淑尤为著名，为京国第一人”。[13]而且，“唐代讲唱变文一类话本的不限于寺院道观，民间也很流行，并为当时人民所喜爱”。[14]

用郑先生的话说，即：

“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未之前有的。故能号召一时的听众，而使之“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这是一种新的刺激，新的尝试！[15]

这种为唐朝乃至五代广大民众喜闻乐见，颇为流行的“俗讲”“变文”，到了宋代却受到明令禁止。“从一些材料上证明，宋真宗时（988年-1022年），曾经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16]然而，变文公开遭禁，宫观寺庙不允许讲唱，可民间百姓依然喜欢这种讲唱形式。于是，在瓦子里（即市肆）便有模仿起和尚、道士讲唱佛道经典的故事和因果报应之类各色艺人出现，以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后来的宝卷，就是由这类“讲经”、“说因缘”的手本演变而来。

用郑先生的话来讲：

周密《武林旧事》诸色技艺人条里，也记录着：“‘说经’、‘诨经’，长啸和尚以下十七人。弹唱因缘，童道以下十一人。”这是所谓“谈经”等等，当然便是讲唱“变文”的变相。可惜宋代的这些作品，今均未见只字，无从引证，然后来的“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也当即“谈经”等的别名。“宝卷”的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的故事为主。直至今日，此风犹在。[17]

据此，郑振铎先生有据有理地作出了推断：“宝卷之于那时（宋崇宁二年）出现于世，实非不可能。”以下依据本人的考证，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或者恰好就是历史真相。

根据《香山宝卷》题记，该卷是上天竺寺普明禅师“受神人之示”，感悟而撰写出来的，时在宋崇宁二年（1103年）。考证这一年，恰好是杭州天竺寺重刻《香山大悲菩萨传》碑正式落成的前一年。更意味深长的是，那位在汝州香山寺，主持撰文立《香山大悲菩萨传》碑的太守蒋之奇，也恰好在崇宁元年（1102年）十一月至崇宁二年（1103年）十月调任为杭州知府。[18]

据《宋史·蒋之奇列传》载：“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人。……绍圣中，拜翰林学士，兼侍读。元符末……责守汝州。……崇宁元年，除观文殿学士，知杭州。”[19]

蒋之奇于崇宁元年来杭州任知府、上天竺寺僧普明于崇宁二年撰《香山宝卷》、天竺寺于崇宁三年《香山大悲菩萨传》碑重刻落成。这三件事依次相继发生，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否。其中必有某种历史的因果机缘在！

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考察，《香山宝卷》题记所言，上天竺寺普明禅师所谓“受神人之示”，显然是受到汝州香山寺那本为天神传示，且由太守蒋之奇撰文刻石立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的启示而已，其有他哉！这中间的关键人物是那位翰林学士蒋之奇。他不仅全力襄助《香山大悲菩萨传》，得以在汝妙香山寺树碑这一善举，还在于他趁崇宁元年（1102年）调任自古繁华的杭州任知府之便，特别把自己撰文、蔡京书碑的《香山大悲菩萨传》携带到任所，且将传扬此《大悲传》视为重大功德，散播于杭州佛教界知名人士。尔后才有天竺寺主持僧道育见碑文大悦，遂发愿把香山寺原碑，重刻于寺内这件大事的发生。同时，可以连带推想，《香山大悲菩萨传》中妙善故事，也深深感动了该寺中善于讲唱佛教故事的普明禅师。他遂依据该《传》故事，敷衍编撰成流传后世的《香山宝卷》。以上的推理，应属合情合理，可谓是对“神人之示”这一神秘“托词”严丝合缝的解读。

至此，我们根据这一珍贵史料的发掘，完全可以将郑振铎先生的“可能性”，更正成“现实性”啦！也就是说，《香山宝卷》题记“宋崇宁二年普明禅师编集”，虽有神秘的“受神人之示”的托词，似神话传说，但那只不过是编撰者为了神圣其《宝卷》惯常的便通手法而已，丝毫不影响该《宝卷》出笼面世于“崇宁二年”的历史真实性。而关于《香山宝卷》面世的具体时间，如实地确定为北宋崇宁二年这一判断，也必将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宝卷的研究工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五代时后晋天福初年，僧道翊在白云峰下结庐修行，称“大名山房”（即上天竺寺址）。他在山中发现一发光奇木，遂请名工孔仁谦雕刻成观音像。其时，吴越王钱弘淑夜梦白衣人求其为修建住所。于是在上天竺开基建“观音看经院”，在天福四年（939年）五日建成，遂将放光木刻观音像请入供奉，是为上天竺寺之始基。至后汉时，又有僧人从勋自洛阳带来佛舍利，置于观音像头顶。于是“妙相庄严，端正持好，尽放白光，士民崇敬”。

北宋咸平初，浙西大旱，杭州知府以上天竺观音“灵异”，将观音菩萨像迎出祈雨，果真及时降雨，于是“观音灵验”之说不胫而走。此后，上天竺寺“观音灵验”，为民众倍加崇信，每每遇难祈祷，香火更旺。至宋仁宗时，特为上天竺寺亲书“灵感观音院”寺额，以示崇仰。大诗人苏轼有一首《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颂赞观音。其诗曰：

蚕欲老兮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停筐，白衣仙人坐高堂。

由此可知，上天竺寺是一座专以供奉“灵感观音菩萨圣像”著称于世的寺庙。寺僧当然对观音菩萨格外虔诚护佑。所以才有道育特别及时地重刻《香山寺大悲传》碑事发生，而恰好是寺中禅僧普明编撰了《香山宝卷》，这本是当然之理，应有之义。

《香山宝卷》，在佛教界人士又称其为《观世音菩萨本行经》。它是由文白与七言押韵的诗偈（间有五言、十言）交互叙述组成，没有后来成熟宝卷中常见的三、三、四字组成的十字攒（亦称十字佛）和曲牌，显示出带有宝卷初创时的“胎记”。

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版本《香山宝卷》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本，卷首署有“天竺普明禅师编集、江西宝峰禅师流行、梅江智公禅师重修、太源文公法师传录”，出版单位是：“古杭州昭庆寺大字经房”。这清楚地证明，它已不是普明编撰的原本了。该《宝卷》经过此后多位禅师的加工，即所谓“流行”、“重修”、“传录”之类，其内容当已经历过不断丰富和发展，故事情节当然更加符合中国普通信众的礼仪、风俗与口味。尽管妙善的父王，是“须弥山之西兴林国国王”，年号为“妙庄”，该国所在地更加模糊难测，但是三公主妙善出家的寺庙，却赫然标明：“初在汝州龙树县白雀寺”，尔后历经艰难曲折，修道成为观音菩萨的寺庙，则是“惠州澄心县之香山寺”，明确无误地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宝卷》中还演述了妙庄王得了重病，妙善公主全然不计较曾受父王的种种责罚迫害，甚至烧寺致死等极大苦痛，出于一片至诚孝心，自愿舍双眼、双手搭救父王，使妙庄王大难不死很快痊愈。国王因此受到大感动，遂推位让国率眷属，前往香山寺礼佛修行。而妙善自己也因此受善报，由现手现眼而长出千手千眼来。谓“舍双眼得千眼报，舍双手得千手报”。这就是“千手千眼观音”的来历。而后世在我国各地信徒隆重纪念的观音诞日（农历二月十九日）、观音出家日（农历九月十九日）、观音成道日（农历六月十九日），皆是与妙善出生、出家与成道日相同一致。这就有力地证明，中国的佛教信徒，都将妙善三公主在汝州香山寺修道成为观音菩萨，看作是确定无疑的事，一体遵奉无疑。

宋代以后，观世音的传记，屡有人重写，最著名的是元代大书法家吴兴赵孟頫之妻管道昇居士所撰《观音菩萨传略》，并镌刻于碣石之上，流传甚广。该《传略》云：

观音生西土，讳妙音，妙庄王之季女也。将笄，王以三女觅赘婿。长妙因，次妙缘顺旨，妙音以忤王被贬。后王病疮濒死，乃自幻形为老僧上奏：非至亲手眼不可疗。王以二女为至亲，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长济度生灵，一启口必可得。”王使臣从仙长求，即自断剜其两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见仙长，果无手眼。吁叩天地，求为完之。于是叙父子之情，极欢。劝王修善，王从之。

然而，管夫人的《传略》多在文人学士中传布，远不及《香山宝卷》通俗易懂，情节动人，不仅在善男信女中狂热传颂，并能在平民百姓中流布。所以，《香山宝卷》不胫而走，迅速流向全国。不同版本《香山宝卷》一印再印，抄本更递转传抄，可见社会需要之广。据近年车锡伦所编《中国宝卷部目》载，仅《香山宝卷》前后竟有三十五种版本和抄本（实际上当不只此数），可谓洋洋大观，传布极广。[20]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宝卷、戏剧、小说、唱本也纷纷面世风行。如《观世音菩萨普度授记归家宝卷》、《观音送子宝卷》、《观音大士游十殿阴阳善恶报应人心宝卷》、《观音济度本愿真经》、《鱼篮观音宝卷》、《观音十二圆觉》、《观音释宗日北斗南经》、《观音十叹宝卷》和《普陀观音宝卷》等。戏剧有《香山记》。小说有《南海观音全传》、《全像观音出身南游记传》等。

据考，这些宝卷、戏剧、小说，大多出自江南，特别是吴越地区。而且在吴越地区特别流行宣卷、演唱不衰。即使到了近现代，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内，都还在流行。“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迫中断，改革开放以后，在不少地区，如江苏的靖江，宣卷活动又重新恢复。

主要是由于《香山大悲菩萨传》和它的通俗说唱形式的《香山宝卷》广泛流传、深入影响，几乎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遂使原来佛经中男身的观世音菩萨，演化成妙善三公主在中国的汝州香山寺修道成为女身观音，而且进一步幻化为身披白色中式长袍，手拿插有杨柳枝净瓶，美丽慈祥，仪态万方的南海普陀观音大士，受到亿万民众，特别是女性最虔诚的信仰崇奉。他们甚至不惜跋涉千里，也要赶到专门供奉观音的浙江普陀山顶礼朝拜！事实上，在我国广大群众中，对观音菩萨的信仰的普及程度，可以说是不次于佛祖释迦牟尼，甚至达到了有过之无不及的地步！

注释：

[1]《悲华经》。

[2]《癸巳类稿》卷十五。

[3]晋代谢敷曾作有《光世音应验记》，传于傅缓，后因孙恩之乱散失。傅缓子傅亮追忆七条，再南朝宋人张演又追忆十条，集成《续光世音应验记》。此三书中国久佚，赖日本佛寺发现镰仓时代古写本，始知此书原貌。详见孙昌武：《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中华书局，1992年。

[4]事实上，观音称号早在东汉末年即公元185年（中平二年），就已出现在支曜所译的佛经《佛说成具光明定慧经》中。不过在唐太宗后，称观音者则更为普遍，几乎成为定式而已。

[5]《茶香室丛钞》卷十三。

[6]宋朱弁：《曲洧旧闻》。

[7]参见车锡伦：《中国最早的宝卷》，认为《香山宝卷》题记只是托词，并无足够的凭据。实际上，宝卷形成没那么早，而要晚近得多。文章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3月。

[8]判定《销释真空宝卷》为宋或元人抄本，大误！据考证此抄本肯定为明代宝卷无疑。——本文作者

[9]《中国俗文学史》，第479页。

[10][14]李世瑜：《宝卷新研》，《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1957年

[11]《宝卷和民间信仰》，《吴越民间信仰与民俗》，第298页。

[12][16]《敦煌变文集·出版说明》，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向达：《敦煌变文集·引言》，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中国俗文学史》第150页，文中引文见唐赵遴：《因话录》。

[17]《中国俗文学史》，第478-479页。

[18]参见[英]杜德乔著，李文彬译：《妙善传说》，第22页。

[19]《宋史·蒋之奇列传》卷三至四十三卷。

[20]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仅《香山宝卷》，前后竟有三十五种版本和抄本，可谓洋洋大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世界宗教研究所卷》，方志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