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维吾尔语自称，意为“联合”。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新疆天山以南的阿克苏、喀什、和田地区，其余散居在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少量居住在湖南桃源、常德以及河南南阳、长葛等地。截止2014年12月，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为1127.19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48.53%，人口比例位居全疆第一。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为摆脱封闭和贫困，开始逐步走出农村和牧区，进入城市，“流动人口”这一概念也应运而生。

“流动人口”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通常指一年)内不改变自身户籍状况，并且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在另一行政区域暂住寄居或临时外出的人口。[1]据统计：201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为1091019人，占全疆流动人口总数的19.59%。[2]维吾尔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是我国流动人口中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该群体早已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1993年，任一飞[3]等人就对北京的“新疆村”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了海淀区甘家口和魏公村维吾尔族“村庄”的形成与发展。除此之外，王汉生、杨圣敏[4]也对北京“新疆村”(魏公村)里的11家维吾尔族餐馆打工人员的基本情况、职业经历、经营和生活情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了全面的了解，为后人研究在京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奠定了基础。

目前，有关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动原因、影响流动的因素、适应与融入、就业等方面，但对于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而言，影响其流动、适应、融入和就业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宗教因素。本文旨在重点梳理这一因素对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影响。

一、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流动原因中的宗教因素

有关流动人口流动的原因，人口学中最重要的迁移理论是“推拉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是拉力，而流出地不利于生活条件的就是推力，人口流动就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而李(E.S.Lee)在“推拉理论”上又补充了第三个因素：即中间障碍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包括距离远近、物质障碍、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移民本人对于以上这些因素的价值判断。他认为：人口流动是这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是期望理论。1954年刘易斯(W.A.Lewis)最早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二元部门模式(dualsector model)，即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是现代工业部门扩张，而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积累，从而带来人口流动。但这两种模式最遭人诟病的就是无视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城市失业问题，1970年托达罗(M.P.Todaro)将模型建立在城市失业的基础上，认为预期收入是城乡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5]

还有“投资-收益”理论，斯达科采用西奥多·W·舒尔茨(T.W.Schultz)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观点，把“个人和家庭进行流动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看作人力资本投资的五个主要方面之一。[6]斯达科用这种观点来解释人口流动的原因，他指出：人们流动时的花费是投资的成本，流动后的所得则是收益。因此，对流动行为的决策取决于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过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流动过程中的其他支出，前者超过后者则选择流动，否则就不流动。[7]明塞尔(Jacob Mincer，1974)和贝克尔(Gary Becker，1975)等人还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把人口迁移看成一个投资的选择，并根据个人的技术水平，每个人能够估计出自己在包括自己所在地区在内的各地区的预期价值。如果在一个潜在的迁入地区扣除迁移成本的预期净回报大于在原居住地的收入时，迁移就可能发生。[8]

国内学者马戎认为：人口迁移一般会向自己所属族群人口较多、聚居程度较高的地点转移以求得族群和文化归属感和语言习俗方面的便利。[9]马戎的这一观点在周梦蝶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

周梦蝶[10]对兰州市某菜市场卖馕人库尔班家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得出以下结论：兰州市之所以会成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是因为这里除了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经济收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民族宗教因素，即：庞大的穆斯林群体能拉近维吾尔族和兰州市的心理距离。另外，兰州市的清真寺、拱北较多，流动到兰州市的维吾尔族人，他们以往在流出地的宗教生活基本不会受到影响，这是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愿意流动到兰州市的主要原因。

而张亚辉[11]等人也对北京市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流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其流动的原因与兰州市的结果截然不同。北京市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因受到工作及生活等方面的限制，他们每天的宗教功课及每周五的聚礼都会大大减少，每星期只能做一次礼拜的比例仅为19.2%，平时只能自己阅读《古兰经》或在住处做礼拜。可见北京市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宗教生活较以往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做礼拜的频次明显减少，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京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仍认为：北京有较好、较自由的信教环境，这是他们愿意流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中的宗教因素

城市适应一直都是流动人口研究的热点问题。例如：帕提古丽[12]、朴善镜[13]分别从文化适应的角度对兰州、乌鲁木齐市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进行了研究，认为影响其城市适应的主要因素是语言和文化。

随着城市工作时间和生活空间的限制，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宗教生活也发生变化。宗教信仰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来说，已完全渗透到其制度、社会、物质、精神文化的各个层面，就连他们生活中的饮食、服饰、丧葬等也打上了宗教的烙印，所以其宗教信仰都面临着一个如何与城市生活、工作时间调适的问题。

哈尼克孜·吐拉克[14]对武汉市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宗教适应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武汉市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因各种原因无法做到每天五次礼拜，但是每周五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去附近的清真寺参加聚礼。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会努力克服一些困难，坚持自己的宗教生活。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宗教适应还是一个坚持与变通的过程。在流动的过程中，他们会相应对宗教信仰中某些不重要的内容做出改变，但不会完全摒弃。这一观点与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的研究结果一致。

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15]和邢剑鸿[16]两人分别对政府组织的维吾尔族务工人员的生活适应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均发现：流动到京、津两地的维吾尔族务工人员，随着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他们已放弃了原来带有宗教、民族特色的服饰和着装，日趋时尚；他们传统的婚姻、恋爱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追求自由恋爱；少部分务工者的人生观念、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还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突破了原有宗教思想的禁锢，认识到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才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另外，维吾尔族务工人员因受环境所限，原来的一天五次礼拜也有所减少或是变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在宗教信仰适应上有世俗化的趋势。

除了以上研究外，还有一些其他研究结果。如：高向东[17]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宗教生活对城市适应的影响做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回归系数为-0.014，说明在流入地过宗教生活的比不过宗教生活的城市适应度要低0.014分，然而这种差异并未达到显著，说明宗教生活并未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度产生显著影响。

三、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宗教因素

哈尼克孜·吐拉克[18]、赛牙热·依马木[19]、于泷[20]、古丽妮尕尔·居来提[21]、甘秀文[22]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融入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普遍认为在城市融入中，经济、制度、文化和心理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除了上述因素外，维吾尔族独有的风俗习惯、清真饮食的局限性以及宗教生活与工作时间之间的矛盾，也会阻碍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李光明[23]等人通过描述统计分析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情况，结果表明：在新疆疆内各城市务工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因疆内各城市都有相当数量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可以满足他们的宗教需求，所以这个因素并不会影响疆内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但在疆外的城市，清真寺的数量、汉语言交流和清真饮食均会影响他们的城市融入。

另外，王振卯[24]通过定量化的模型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主要影响变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因素是多元的，影响其融入的主要因素有宗教活动和流入地信教群众对宗教的态度。其中是否认同本地宗教，对其社会融入影响最大。该结果表明：认为流入地宗教与流出地宗教没有区别的群体，其融合程度要好于其他群体。

四、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就业问题中的宗教因素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25]基于乌鲁木齐市和西安市的研究认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在流动初期，因语言受限，他们只会使用本民族语言，这就大大限制并减少了与当地汉族居民接触和交流的机会，甚至有时还会造成一定的隔阂和误解。除此之外，维吾尔族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方面也与大部分汉族人有较大的差异，如：在信仰上，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在宗教活动方面，他们需要清真寺；在饮食上，他们需要清真食品；在葬俗上，他们需要专门的土葬墓地，然而这些差异都会影响他们在流入地的就业。

张亚辉[26]等人对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就业情况也做了调查，结果发现：受教育年限短、汉语水平差以及社会上一些人对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存在的偏见等原因，也使维吾尔族流动人口面临着无法突破的就业困境。

蒋志辉等人[27]对新疆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转移的制约性因素以及李光明等人[28]对维吾尔族不愿外出打工、愿意固守家园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其结果除了维吾尔族农民的就业意识和就业观念落后、“等、靠、要”思想严重、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存在差异等因素是影响其就业的关键制约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宗教信仰因素，其理由如下：一是大部分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信仰伊斯兰教，宗教的心理慰藉作用使得他们甘于忍受贫穷与落后，改善生存状态的诉求不强；二是宗教活动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的作用，他们一但离开家乡，离开熟人社会，孤独和不适感就会深深的困扰着他们，这种巨大的拉力会严重阻碍他们外出务工。

李光明[29]利用结构模型“对清真饮食和宗教活动能否按时参加越在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意愿越差”进行了验证，结论如下：一是能克服清真饮食习惯的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外出务工，对是否能吃到绝对清真食物很在意的劳动力倾向于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二是越在意能否按时参加宗教活动的农民越不愿意外出务工。

阿依努尔·艾尼瓦尔[30]对莎车县农村富余劳动力异地就业情况也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在内地务工的少数民族员工，其宗教信仰面临着一个如何与内地的都市生活适应、如何与企业作息时间调适的问题。在调适的过程中，她们会有选择性的保留与自己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宗教信仰礼仪。这些变化充分的反映宗教信仰与自然环境、宗教信仰与社会环境、宗教信仰与人文环境的适应过程。这也充分的反映了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员工对现世幸福生活向往和追求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的强势和多元文化的挑战，在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下，也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宗教乃至在不同程度上调适自己已有的宗教观念。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专门就宗教因素对维吾尔族女性外出务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哈尼克孜·吐拉克[31]认为造成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外出务工性别比例失调的原因是：除了女性受到身体条件的限制外，最主要的还是宗教和文化习俗的影响；蒋志辉[32]对这一原因也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伊斯兰教在肯定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更强调和注重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女性应更多的操持家务。另外，在伊斯兰教中对妇女的举止行为也有严格的限定，如不准随意外出或与异性交往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妇女外出务工。

五、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获得社会支持中的宗教因素

社会支持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国内学者闫菲等人[33]将社会支持划分为四个维度，即物质支持、情感支持、信息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朱宏伟[34]等人又根据提供社会支持渠道的不同，将社会支持划分为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正式支持包括政府、事业单位、社区、企业等提供的支持，非正式支持包括出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等其他私人关系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张静[35]对兰州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主要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系统趋同性强、异质性低，支持成员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尤佳[36]认为以清真寺为核心的宗教场所，既是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中心，也是流动的过程中，既把清真寺当成“家”，又把它当成交友、获得重要信息、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在清真寺既获得了精神上、心理上的支持，又建立了一定的社会支持体系。

在阿不都艾尼[37]的研究结果中还发现：清真寺在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中还具有凝聚乡情、凝聚民族感情的作用；除此之外，对于维吾尔族流动摊贩而言，清真寺还具有一定的庇护作用。

综上可见，宗教因素对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流动、城市适应、城市融入、就业、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现有研究中强调这种影响更多的是限制性的、消极的，对宗教因素在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流动过程中的积极影响作用研究较少，另外有关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宗教生活的变化对其宗教心理、民族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略显不足，将来可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该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区内流动维吾尔族穆斯林研究”(15BZJ02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陈岱孙：《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1655页。

[2]杨莉莉、李荣辉：《新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现状分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8期，第207-211页。

[3]任一飞、雅森·吾守尔、赵明鸣、阿西木、李彬：《北京“新疆村”调查》，《城市发展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16页。

[4]《大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与演变——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二》，《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第6-16页。

[5]马颖、朱红艳：《发展经济学人口流动理论的新发展》，《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1-18页。

[6]T.W.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

[7]李家伟、刘贵山：《当代西方人口迁移与流动的理论、模式和假说述评》，《新学术》2007年第5期，第83-85页。

[8]范力达：《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间人口迁移研究》，《人口学刊》2003年第3期，第21-24页。

[9]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8-339页。

[10]周梦蝶：《兰州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初探——基于卖馕人买买提的个案研究》，《商》2015年第23期，第75-76页。

[11][26]张亚辉、杨圣敏、汤文霞：《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生存状况的调查与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5-17页。

[12]帕提古丽：《兰州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3]朴善镜：《当代维吾尔女性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乌鲁木齐市七个社区调查》，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14][18][31]哈尼克孜·吐拉克：《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内地城市融入研究——基于武汉市的调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63-69页。

[15]阿布都热西提·基力力：《维吾尔族农民工在京、津两地生活适应的调查》，《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63-68页。

[16]邢剑鸿：《内地维吾尔族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思考——以伽师县社会调查为例》，《黑龙江史志》2011年第20期，第82-84页。

[17]高向东、余运江、黄祖宏：《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基于民族因素与制度因素比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44-49页。

[19]赛牙热·依马木：《内地城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质量及改善策略——基于武汉地区的调查》，《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8期，第45-49页。

[20]于泷：《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社区带入与社会排斥——以乌鲁木齐市为例》，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21]古丽妮尕尔·居来提：《乌鲁木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社会分层及居留意愿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22]甘文秀：《乌鲁木齐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文化融入调查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23]李光明、邓杰、孙明霞：《我国少数民族城市融入问题研究——以维吾尔族为例》，《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年第11期，第78-84页。

[24]王振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研究——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第72-77页。

[25]阿布都外力·依米提：《制约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流动因素的分析及其对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5期，第64-69页。

[27][32]蒋志辉、何平平：《边疆少数民族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转移的制约性因素与对策研究——以新疆维吾尔族为例》，《特区经济》2011年第5期，第219-221页。

[28]李光明、潘明明：《新疆维吾尔族农民从“固守田园”到“外出务工”嬗变的理性分析》，《人口与发展》2015年第5期，第89-96页。

[29]李光明、马雪鸿、潘明明：《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动因及障碍实证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18-124页。

[30]阿依努尔·艾尼瓦尔：《莎车县农村富余劳动力异地就业调查研究》，《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年第1期，第15-19页。

[33]闫菲、陈岱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社会支持状况研究》，《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11年第10期，第42-45页。

[34]朱宏伟、杨云云：《广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第74-78页。

[35]张静：《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研究——基于H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实地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

[36]尤佳：《论流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城市社会适应：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4期，第78-85页。

[37]阿不都艾尼：《在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调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

（作者系新疆警察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在读博士生）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

                                                          （编辑：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