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正耀，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有唐一代是道教外丹术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著名炼丹术士之众，保存下来的外丹经诀之多，炼丹术具体内容之丰，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历代无出其右者。唐代堪称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得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代封建统治者尊崇道教，很多帝王迷信道教的服饵仙术，支持道士们的炼丹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外丹术的发展。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道教外丹术的历史发展本身。早在唐代开国之初，道教外丹术即已十分兴盛。自魏晋南北朝以降，神仙方术完全沉溷于道教，笃信金丹服食、长生成仙的丹道术士们安炉置鼎、炼丹合药，不断进行探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随着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成熟化，外丹术也在向义理化方向发展。湮没不显达数百年之久的古代炼丹术理论典籍被重新“发现”，并且受到高度重视，很快成为外丹理论繁荣的“生长点”。理论的繁荣以历代积存的外丹实践经验为基础，反过来又予实践以巨大的推动力。外丹术在唐代达到鼎盛，是其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理论热情高涨，理论建构上多有发展与丹道流派林立，既严重对立又交互吸收可以说是唐代道教外丹的两大特色。这一时期炼丹术实践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很多成果在古代化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炼丹术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空前的广泛影响，也因此，无数严酷事实不断给人们以警示，终致外丹术在唐末以后走向衰落。
　　一、魏晋以后道教外丹术的发展
　　自葛洪阐扬仙道学说力倡金丹服食之后，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前后的二百余年间，道教炼丹一直代有传人，未曾间断。
　　这一时期，以葛洪为代表的炼丹术思想传统基本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葛洪既是炼丹术家，又是卓有成就的大医学家。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也是一位对本草学颇有造诣的医药学家。炼丹家研究本草医药，目的在于服食成仙。葛洪认为，修道者须兼修医术，一是可以救己之近祸，二是“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人不枉死”①。陶弘景则说自己“览本草药性”并“撰而论之”是由于“仙经道术所需”②。他们之兼修医术，正在于其“假外物以自坚固”的金丹服食思想源出于古代医学。兼修医术使其对待道教炼丹的态度具有了几分古代医药学家注重经验和实效的冷静风格。
　　这种冷静风格的具备使炼丹术士逐渐能够认识到被视为炼丹术黄白之秘的各种药金、药银，“并皆为假”。特别重要的是，还使他们对炼丹术提倡服食的五金八石的毒性，保持了正常的判断能力。这时期的一位炼丹家狐刚子即说:“五金尽有毒，若不炼令毒尽、作粉，假令变化得成神丹大药，其毒若未去，久事服饵，小违禁戒，即反杀人。”③他们认为，如果伏炼得当，即可除去药物之毒。“是故具诀图录炼煞并作粉法，以示将来。”流传两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这些图录法诀有“狐子万金诀”、“五金粉图诀”、“伏玄珠诀”等等④。在《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九中保存有若干“上圣杀丹毒法”的具体内容，如“杀丹阳铜毒法”、“杀鍮石毒法”、“杀铁铧精毒法”等。
　　然而，正是这种注重实验验证的医药家风格给服饵金丹以求神仙不死的信仰带来了危机。水银、铅以及雄黄一类砷的化合物、金银一类贵重金属，无论怎样都是不可能使人体不朽成仙的。它们或具有强烈的毒性，或沉坠穿破胃肠，只会使人短命促人速死。各种去毒之法无论怎样复杂，也根本达不到去毒目的。因此，北魏道武帝置仙人博士官，而令死囚试服炼成的仙药，道士孙道胤炼药成而自己不服。甚至连陶弘景这样的著名道教人物，也对服食金丹能白日飞升成仙的炼丹术信仰怀疑起来:“世中岂复有白日升天人?”“于是乃不试”⑤。
　　但这种危机并不能使流传千余年之久的神仙方术信仰立即破灭。炼丹术士们在实践中碰了壁，开始转向理论性思考，寻找炼丹术的义理基础。
　　在这场义理化运动中，首开先河的是青霞子苏元朗。据《罗浮山志》记载:“苏元朗尝学道于句曲”，“隋开皇中来居罗浮”，“居青霞谷修炼大丹，自号青霞子，作《太清石壁记》及所授茅君歌。又发明太易丹道，为《宝藏论》。”⑥《授茅君歌》与《宝藏论》，在唐代丹经丹诀中常被引述，后世医学著作《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引用后者尤多，但内容皆属外丹黄白药物方面的具体内容。青霞子之“发明太易丹道”，可能集中反映于其著作《龙虎金液还丹通玄论》之中。是书早已散佚，内容无从详考。但根据唐宋丹经所引述的青霞子著述资料，他之“发明太易丹道”，主要是指其采用易学阴阳及五行之说解释金丹黄白之术，使尘封达数百年之久的《周易参同契》一类著作得以“重新发现”。《道藏》珠帙《诸真论还丹诀》二引青霞子《赞魏伯阳<参同契>》，称许道教还丹之“真谛”尽在三卷《参同契》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周易参同契》学说并不流行。青霞子大力推崇这部丹经的丹道学说，是面临困境的道教炼丹术在新方向上的探索。唐代道教炼丹术热衷于形而上的思辨，各种丹道学说纷然竞陈，其实践和理论达到的新的兴盛繁荣，可以说都是从这里导引而出的。
　　二、唐代丹道理论的繁荣
　　自有青霞子的倡导，《周易参同契》的学说逐渐在唐代炼丹术中盛行起来。不少人潜心研究这本书，为它作注。现在保存下来的唐代注本，如托名“长生阴真人注”（《正统道藏》映帙）和题为“无名氏注”（《正统道藏》容帙）的两种《周易参同契》注本，都是从外丹角度注解的。唐代很多炼丹术著作如《通幽诀》、《张真人金石灵砂论》等，都征引《周易参同契》。专门发挥《周易参同契》丹道学说的著作也纷纷问世。
　　唐玄宗一朝，绵州昌明令刘知古著《日月玄枢论》①一卷，上献皇帝。其中说:“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张真人金石灵砂论》“释还丹篇”引有当时流传歌谣一首:“紫云顶上生，白虎含真气。自外闲文书，不及《参同契》。”李白写的《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一诗②，基本上是《周易参同契》丹道理论的缩写。白居易有《寻郭道士不遇》诗一首，云:“药炉有火丹应伏，云碓无人水自春。欲问《参同契》中事，更期何日得从容。”③可见，《参同契》在唐代前中期被公认为炼丹术的经典著作，甚至几乎成了道教金丹术的代名词。
　　唐代奉《周易参同契》为圭臬，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烧炼金丹，风行一时，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在整个外丹学说史上，唐代有几种学说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自然还丹之说。
　　自然还丹即“天生还丹”，按炼丹术士的说法，它是上界仙人才能食用的:“有上仙自然之还丹，生太阳背阴向阳之山。丹砂皆生南方，不生北方之地。自然还丹是流汞抱金公而孕也。有丹砂处皆有铅及银。四千三百二十年丹成。”④
　　自然还丹是“天符照耀”而形成的。“天符者，信也。能发泄万物化生而成形，运动返本而成精。”①这种阳气潜运结化之精，可化为丹砂。这一过程需要1080年。《通幽诀》叙述十分周详:“精化为砂，色禀南方丙丁火，外阳而内阴，主男，日之阳魂。日月之华气照耀天地，太阳、太阴、冲和之气交腾受气一千八十年，结精气丹砂。”第二个过程是精气丹砂变为朱砂。也需要相同年数:“天符照耀又一千八十年，成丹砂，名朱砂也。阳中阴，号曰太阳朱雀石，主水，元和之气未足。”接着是朱砂化育为“天然还丹”的过程:天符运动照耀丹砂，养育又一千八十年，天火化为太阳〔造化〕，阳气〔受〕足。阴气衰，阳气盛，满流溢迴而自生，色禀北方壬癸水，外阴而内阳，主女，月之阴魂，非人间之凡物。故之赤水中自生者流为阳汞。名曰天铅之精，黄芽之祖，是日月之华气（水）化为天然还丹”。最后，“天符又照耀一千八十年，合四千三百二十年，元气足……成天铅自然还丹。”②
　　下界修道之人临炉炼丹，即是以人间之火，仿天火之造化，在丹炉中浓缩地再现这全部过程，而得到服之可以成仙不死的仙丹:“金丹是日月运动自然成丹。因燧人改火，后圣用之，同于天火造化。”“后圣用火喻爻象，月计三百六十时，年计气候四千三百二十时，合四千三百二十年。（气候）喻合天符、自然还丹。”③所以，炼丹家便将其所用炉鼎器具想象为一个缩小的宇宙，要求“大丹炉鼎亦须合天地人三才、五神而造之”；“鼎有三足以应三才，上下二合以像二仪，足高四寸以应四时，炉深八寸以配八节，下开八门以通八风，炭分二十四斤以生二十四气，阴阳颠倒、水火交争，上水应天之清气，下火取地之浊气……”④这个小宇宙与真实的天地“造化同途”，便炼出仙丹。凡人服食这仙丹，自然也同服食自然还丹的上界仙人一样，可以永生不死了。
　　天符照耀自然还丹成熟，需4320年。这个神秘数字的来源并不神秘。按照“太易丹道”的理论，大丹须四象齐全、五行气足。依《周易参同契》之说，需运火一年，方才成熟。一年十二月，一月分六节，一节五日，一日十二时，共4320时。唐代自然还丹理论中的4320年，正是从这里来的。所谓“后圣用火喻爻象”，以一年4320时“合四千三百二十年”云云，刚好把两个数字的实际产生次序颠倒了。另外，自然还丹的成熟过程分为“精气丹砂——朱砂——天然还丹——天铅自然还丹”四个阶段，其实也完全属于向壁虚构之产物，盖亦与“太易丹道”理论中的“四象（四时）”之说有关。
　　早期的一些丹方用药，多以药味上应天上星宿，认为是其精气所结，故人服之可以成仙。如据信从汉代流传下来的五石丹方用五石，“五石者是五星之精:丹砂，太阳荧惑之精；磁石，太阴辰星之精；曾青，少阳岁星之精；雄黄，后土镇星之精；礜石，少阴太白之精。”所以，“服之令人长生度世，与群仙共居”⑤。据考为汉代出世之《太清金液神气经》卷上所载“太玄清虚上皇太真玄丹”，用药“凡二十八物，象二十八宿星之灵符也”①。《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卷下载“淮南神仙方”，用地黄等“凡七物，上应北辰七星，日月、五行具在此中矣。”“故服之合以六律，上应七星”②。这种服食思想显然比“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的说法进了一步。唐代的自然还丹理论是这种“因物类自然”基本思想的发展，并且把药物烧炼过程的“因类自然之道”也包摄进来，为“夺天地造化之功，盗四时生成之务”的道教外丹术建立了一个精致的形而上学的义理基础。
　　二是临炉炼丹火候掌握的直符理论。
　　炼丹术士十分重视火候的进退掌握。“凡修丹最难于火候也。火候者，是正一之大诀。修丹之士，若得其真火候，何忧其还丹之不成乎?”“万卷丹经秘在火候。”③所谓火候，即是丹炉温度的控制，用现代术语说即是时间——温度变化关系。在古代，它是依靠按时添减燃料和调节通风量来实现的。唐代炼丹术士以炉中之火比类“天火造化”，讲究火候变化喻合天符运行，这就是“直符”。《通幽诀》载:“日月四时直符循环，一如车脚，转运阴阳，成数造化，载运万物，故在律纪。”一年十二月通于十二消息之卦，而一卦有六爻，故一月可分为六候，每候为五天。于是每月炉火可以按卦爻变化来控制进退。此即“用火喻爻象”。《还丹肘后诀》卷上载:“直符法喻:如十一月建子，阳气始生，夏至一日阴气始生，是天地阴阳进退一年十二月用事也。一月故有六候，直符潜伏，五行出没，交会刑尅并在其内。”按唐代道教炼丹较为流行的直符理论，十一月为丹炉举火第一月。“初候发火用二十四（两）〔铢〕火，为一爻也，以法二十四气。守至二日半加一爻，至五日为一候也。以次用火加爻。每月有六候，常至第三候六十时下与第四候三十时上并武火处，其火斤两进退日夜须别添熟（火）〔炭〕，常令露火面，即候本斤两〔数〕也。其直符九个月半毕后，则常取第九月火候爻象法则进退斤两为定，不论年月远近也。”炼丹术士们相信，经历了这十二个月之“周天大造化”，只要“更漏分明，用火不失斤两，节候有准，渐渐如蒸物，年月满足，自然成功。急则飞走，缓则不伏，但依直符爻象则金火自伏矣”④。
　　唐代道教炼丹用火直符之说颇为繁杂，总的说来，无论何种直符理论均与《周易参同契》之丹道理论有源流关系。是书谓:“圣人不虚生，上观显天符，天符有进退，诎信以应时。”此为后世用火直符诸说之祖本。另外，直符理论也均与自然还丹之说密切相，二者具有相伴相生关系。
　　三是关于药物配合的相类学说。
　　炼丹术中的药物配合相类学说，源出于古代医学，同样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周易参同契》首先明确提出，“以类辅自然，物成易陶冶”。“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是以燕雀不生凤，狐兔不乳马。”“杂性不同种，安肯合体居。”但它主张“挺除武都，八石弃捐”，只有铅、汞二物才可以比类坎离二用，这就把这一思想推向了极端。唐代炼丹术士强调“洞达阴阳，穷通爻象”，力图运用阴阳学说指导炼丹涉及的药物反应。唐代炼丹术著作《太古土兑经》说:“金银铜铁锡谓之五金，雌雄硫砒名曰四黄，朱汞鹏硇硝盐矾胆命云八石。或阳药阴伏，或阴药阳制，明达气候如人呼吸，皆有节度。”①《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也论述了这个问题:“一阴一阳曰道，圣人法阴阳，夺造化，故阳药有七:金二石五。黄金、白银、雄、雌、砒黄、曾青、石硫黄皆属阳药也。阴药有七:金三石四。水银、黑铅、硝石、朴硝皆属阴药也。阴阳之药各禀其性，而服之所以有度世之期、不死之理者也。”②这是从凡人何以服药成仙的角度谈的。从药物的阴阳性质，结合实验反应，进一步概括出，只有相类的物质之间才能发生联系和作用。此即药物配合的相类学说:“夫铅与雄同舍，化受于金之类雌（黄），雄（黄）类硇砂，雄不得硇砂相和而其色不行。夫铅者金之主，雄者石之主，故铅能变金石。夫欲变金石，不得雄，铅终不妙也。夫雌亦能变伏五金八石，类于密水贝母。夫硫黄伏得本色不移，亦能变伏染金石类，入磁石作汁。汞类石亭脂，砒类石脑，立凝不飞，硃醇酒，铅类桑柴之灰，锡类密陀僧，曾青类于代赭。”这里涉及雄黄、化石（消石）等多种药物的相互作用和反应。由实践经验概括出理论，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夫论相类者，阴阳和合即变化顺宜也。”③
　　魏晋南北朝至隋时期，道士们使用的丹方有时用药达数十种。如《太清石壁记》收录的“造大还丹方”，共用空青、光明砂等二十七种药物原料。“黄帝九鼎丹方”用了十七种药物原料。这些丹方的方剂配伍，最早是受中医方剂学的影响，借用了其配方的“君臣佐使”理论。《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一些炼丹术士则说:“夫大还丹用铅为主，用水银为君，硫黄为臣，雄黄为将，雌〔黄〕为佐，曾青为使。故君臣配合，主将拘伏，使佐宣通。虽用借为傍助，久久为优火灰矣。”④完全是照搬使用。这套借来的学说在唐代演变成为相类理论，而这些相类理论又大都打着《参同契》的旗号。可见，关于药物配合的相类理论的发展也是处在《周易参同契》的影响之下的。
　　自然还丹理论和运火直符之说为唐代绝大多数丹道流派所信奉。同时，他们也往往参以本派丹道义理之说，使其打上各自的标记，而呈现歧说多出的景象。药物配合的相类学说则主要由主张各种药物兼采合用的金砂派所创设与信奉。彻底的铅汞派本来排斥一切所谓杂药，但也有信奉这一理论者。如《参同契五相类秘要》主张铅汞为主为君，不分轩轾，而那些作为臣、将、佐、使的硫黄等药物，虽然不入大丹，最终伏火成灰，但仍须“用借为傍助”。此可视为各丹道流派交互影响的一种情形。
　　三、唐代外丹诸流派的兴盛
　　道教徒烧炼金丹，多有师授传承。或有专授某经，以某一丹方为主，专门烧炼一种金丹的，其师徒授受流绪，常被目为金丹之一门。如神符白雪丹，在唐代与黄帝九鼎丹、老君还丹等同为道教流传著名之丹，唐中期道士马湘专治神符白雪丹，被称为“神符白雪门马真人”①。
　　唐代名目繁多之丹道流派可以粗略区分为三大派别:主张金砂服食的传统一派，主张铅汞为至宝大药的时兴一派和主张硫汞转炼合成的晚起一派。
　　金砂派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对黄金和丹砂的崇拜很早就有了。道教炼丹术中的“丹”，最早指的就是丹砂，属于“益人万倍于五谷”的上品神药。葛洪说:“夫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②《周易参同契》也不反对服食黄金和丹砂。古人很早就开始猜测二者之间的联系。《管子·地数篇》载有“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之语。早期的术士如汉代的李少君，蛊惑汉武帝“亲祠灶，……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其根本观念可能即是由对黄金、丹砂的崇拜及对二者关系的猜测生发而出的:“仙经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说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③成书于唐初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全书多发挥葛洪丹道思想，卷十三说:“殊不知丹砂色赤，而能生水银之白物，变化之理颇亦为证。土得水而成泥，埏之；山下有金，其上多有丹砂，变转不已还复成金，归本之质，无可怪也。”金砂派相信这一变化过程可以在丹炉中实现，所以，他们既重视金丹（炼丹），也重视黄白（点化金银）之术。
　　金砂一派的基本服食思想源出医家，相信服药可以治病，可以保命，进而可以成仙不死。历史上此派中人多有精通医学者，如葛洪、陶弘景等人。唐代很多采用动植物药炼丹的外丹术著作，大多出自这派丹道术士之手。初唐时期重要金丹家孙思邈（约581-682年），也是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医药家。《云笈七签》卷七一收有孙思邈《太清丹经要诀》，序文中言其撰述丹诀，“岂自炫其所能，趋利世间之意?意在救疾济危也”。这部丹诀记有“神仙大丹异名三十四种”、“神仙出世大丹异名十三种”和“非世所用诸丹等名有二十种”。但具体记述之丹方内容多注重治病疗疾之用，用药取材广泛，具有典型的医家风格。孙思邈还说:“世有偶学合炼，又非真好；或身婴朝绂，心迫名利，如此等辈亦何足言。今退居之人，岂望不死羽化之事，但免外物逼切，庶几其天年。”作为隋代唐初的炼丹家，孙思邈的丹道思想所代表的理智的、医学化的倾向，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炼丹术信仰面临的危机。他同盛唐时期那些金砂派炼丹术士有很多不同之处。
　　金砂派炼丹采药广泛，但最重黄金、丹砂。力倡服食黄金之说的代表性著作如《张真人金石灵砂论》，它列“黄金篇”为全文之首，对黄金极尽推崇、神化之能事:“黄金者，太阳之正气，日之魂，象三魂也。”“黄金者，日之精也。为君，服之通神、轻身，能利五脏，逐驱气，杀鬼魅。久服者皮肤金色。”“金之性坚，煮之不烂，埋之不腐，烧之不焦，所以能生人。”连各种点化药金也“皆神仙药化，与大造争功，洞神明之旨，契黄白之妙”，“服之，肌肤不坏，毛发不焦，而阴阳不易，鬼神不侵，故寿无穷也。”①作者是蒙山张隐居，“自开元间二十余年专心金鼎，颇悟幽微”②，系活动于盛唐时期的一位炼丹术士。
　　主张服食、修伏灵砂（丹砂）的有陈少微、张果等人，均有专门著述传世。陈少微，字子明，号衡岳真人，开元时人。《正统道藏》凊帙收其所撰《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首有自序，谓:“余自天元③之初从衡岳游于黄龙，止于宾府，忽于岩穴之中遇至真之人授余灵砂要诀。”这位“至真之人”自言丹诀出于许仙君许逊。张果亦为盛唐时人，唐玄宗时曾被召入宫，甚受礼遇。《新唐书·艺文志》载其著有《丹砂诀》一卷。《正统道藏》凊帙收《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题“姑射山人张果纂”，可能即是此《丹砂诀》。陈少微与张果的丹道思想十分相似，都极力推崇丹砂的神效。他们认为，“丹砂者，太阳之至精，金火之正体也。通于八石，应二十四气。”“故丹砂是金火之精而结成形，含玄元澄正之真气也。此是还丹之基本，大药之根原。”“丹砂者，万灵之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④把丹砂抬到了独处一尊的地位。
　　在金砂派内部，主砂和主金两种观点十分对立。陈少微的《金丹妙诀》和《灵砂妙诀》在极力主张服食丹砂的同时，反对服食黄金以至全部五金。“夫五石之金各皆禀五神之阴精，合于山泽异气，结而为魄。且铁所禀南方阴丁之精结而成形；……金则所禀于中宫阴己之魄，性本至刚，服之伤肠损肌；银性戾，服之伤肝。”“凡见之士本求长生，不明五金之性，擅意将其矿石之金转转修炼，……纵令炼化为丹，服之亦乃伤于五脏，知其本性则至理殊乖，欲服求仙，与道弥远。”⑤蒙山张隐居之流则反对服食丹砂:“光明砂、紫砂昔贤服之者甚众，而求度世长生者未之有也。”“窃见世人以此二砂服饵，以为七返灵丹，服之，无不天横者也。”①
　　在外部，金砂派同其它派别有着交互影响。除了药物配合的相类学说以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比较注重玄学思辨奉《参同契》为圭臬的铅汞一派的影响。如陈少微炼九还金丹，火候进退全采《参同契》之学说，炼七返灵砂则以“火之成数是七，七度变转，以应阳元之极体”为义理依据，每返丹砂之火候常以七日为节度。实际上，金砂派本来主张各种药物兼服合用，虽以黄金、丹砂为最上品之神药，但对二者并无高下之说。葛洪是这样，之后的很多丹家也如此。随着炼丹术之义理探讨玄风大炽，铅汞派兴起之后，金砂一派受其影响，才出现主金与主砂的争论，内部始生门户之见。
　　铅汞一派之发端至迟可溯源至东汉魏伯阳。中经隋代苏元朗重新发挥《周易参同契》之太易丹道，至唐代，该派方滋隆盛。这一派炼丹术士绪承《参同契》以铅汞为至宝大药之说，“只论铅汞之妙、龙虎之真，去四黄之大非，损八石之参杂。要在铅汞，合天地之元纪，包日月之精华，上冠于乾，下顺于地，总七十二石，统天地之精光，修炼成丹，服之延驻。”②唐代很多丹道术士，如曾授《参同契》与白居易的道士郭虚舟，及王道士、张道士、苏炼师、韦炼师、柳泌，曾有专门著述的玄真子孟要甫、李真君、乐真人、金竹坡、百玄子、金陵子等，都属于此派。
　　在唐代外丹著述中，推崇铅汞大丹的比比皆是。如金竹坡《大丹铅汞论》说:“夫大丹之术，出于铅汞，而铅汞之药乃大丹之基。”依托阴长生的《周易参同契注》序文中说:“此之二宝，天地之至灵，七十二石之尊，莫过于铅汞也。感于二十四气，通于二十四名，变化为丹，服者长生。③《金丹秘要参同录》则明确宣布:“一切万物之内，唯有铅汞可造还丹，余皆非法。”④唐代铅汞一派大盛，在道教炼丹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故后世也常称炼丹术为铅汞术。
　　铅汞派长于玄学思辨，创说颇富。其说虽枝蔓繁芜，但皆不离二仪、四象、五行之说。二仪，即是乾天坤地。如:“乾，天也；坤，地也；是鼎器也。设位，是阴阳配合也。易者，是日月，是药。药在鼎中，居乾坤之内。坎为月，是铅；离为日，是汞。上日下月，配而为易字，喻于日月在其鼎中，故曰‘易行其中’。乾为天上鼎盖，坤为地下鼎盖。鼎唇作雄雌，‘相合阴阳’是雌雄配合也。设位者，是炉上列诸方位、星辰、度数，运乾坤，定阴阳也。”⑤这是绪承《周易参同契》乾坤鼎器及以铅汞配坎离二用之说。所谓四象或称四维、四兽、四神等等，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宋代炼丹术著作《修炼大丹要旨》说，丹道术士们“分辨阴阳，和合四象，乃曰白金、硃砂、黑铅、水银。”白金即银。唐代即以此四药为四神。《大丹铅汞论》说:“铅属阴，黑色而为玄武，其卦为坎，位属北方壬癸之水。水能生金，水中有金，其色白而为白虎，其卦为兑，西方庚辛金也。汞属阳，色青而为青龙，其卦为震，位禀东方甲乙之木。木能生火，故砂中有汞，其色赤而为朱雀，其卦为离，南方丙丁火也。以是论之，则坎为水、为月、为铅；离为火、为日、为汞，当无一毫之差可也。”①这里，“汞属阳”一句中之“汞”字，细按上下文意当，为“砂”字之误。所谓“水能生金，水中有金”，这里指的是铅与银的关系。在中国地质矿藏中，铅银共生矿是十分常见的。铅银本来是伴生关系，但炼丹术士以为是相生关系，是铅生银。银生于铅中，如同汞生于朱砂一样:“抱太一之气为八石之首者，朱砂也。砂中有汞，汞乃砂之子也。抱太一之气为五金之首者，铅也。铅中有银，银乃铅之子也。”②铅、银、汞、砂与玄武、白虎、朱雀、青龙四象对应，即所谓四象齐全。同时，它们分别属五行中之水、金、火、木。由于缺少中央土一属，于是有的炼丹术士拉来雄黄这味药物，“雄黄者，是中宫而长在戊己之内”，戊己属土:“四象生于戊己，戊己者为尊，四象得戊己而成。若无戊己，四象不成，五行无主。戊是土，己是粪。”“土为万物主。”这样，四象齐全，五行气足，还丹可成:“铅汞与雄黄相合烧成大药，返见乾坤”，“谓之还丹大药”③。
　　本来只有铅汞之药，逐渐却演变出如许变化来。既有变化，便生出许多争论。铅汞派内部的争论集中在诸如铅银砂汞的四象取位和阴阳属性、二者何主何从，何为真铅、真汞等问题上。
　　绪承《周易参同契》铅汞、坎离配合之说者，以铅属北方壬癸之水，属阴；汞属南方丙丁之火，属阳。另一部分丹道术士不同意，认为朱砂居南方丙丁之火位，为朱鸟，属阳；砂中有汞，是阳中有阴。故汞居东方甲乙木位，为青龙，属阴。铅居北方壬癸之水位，为玄武，属阴；铅中有银，是阴中有阳，故银居西方庚辛金位，为白虎，属阳④。还有的则以朱砂居南，为朱鸟；汞居西为白虎，属阴；铅居东，为青龙，属阳⑤。关于铅汞二者地位差异，有些说法似乎不偏不倚:“以铅制汞，以汞制丹，曰铅曰汞，不偏其用；日汞曰铅，不专其用。”但实际上主张铅主汞从:“大丹以铅为祖，以银为母，以汞为妇。”⑥也就是说，铅汞二味之作用虽然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仍有主有从。《太古土兑经》也说，铅汞为金石之主，铅为君，汞为臣。与之相对的主张为“汞主铅从”论。如说:“水银用铅为妻，亦如子母君臣也”，“水银生万物，圣人独知之。水德最尊，汞是水之母。”①在唐代主“汞主铅从”者颇众，但主“铅主汞从”说者更多。由于与四象、五行相比附，除了铅汞之外，牵扯进朱砂、银等其它药物。于是发生了所谓真铅真汞或真龙真虎的争论。有人以银为铅之精华，故为真铅。“黑铅，北方水，内含银也。银是铅中之精。”《大丹记》说，汞于砂中受气，银于铅中受气，二气各得天地之元气。也主张银为真铅。唐代外丹经诀经常引用一首歌诀:“炼银于铅，神功自然，灰池炎烁，铅沉银浮。”此即用灰吹法从铅银共生矿石中炼银的形象描写。也有取铅与山泽银烧炼，取二者的氧化物的混合物为真铅的。还有的炼丹术士则主张:?真铅者，含其元气，从矿石烧出未经抽抽炼者，为之真铅也。”②此外还有各种说法，不能一一具引。关于真汞，争论亦多。一般主张以丹砂中炼出之水银为真汞者较多。唐金陵子《龙虎还丹诀》说:“真汞者，则上品丹砂中抽得汞，转更含内水、内火之气，然后名为真汞。”孟要甫则说:“汞者，水银。从朱砂所得，有形而无质，吸银气而凝体，故号曰真汞。……真汞者必用水银，更无他说。”③铅汞派本来力排四黄八石等所谓杂药，但为了凑齐五行，有人硬拉进来一味雄黄，作为中央戊己土。有的炼丹术士不同意，认为硫黄才是真土④。《丹论诀旨心鉴·明辨章》则批评用雄黄、硫黄为土者皆非正解，认为戊己土者应是鼎器，这种主张保持了铅汞派的正统观点。
　　铅汞一派内部歧见颇多。当时的炼丹术士自己也承认:“今四象定本各有解者，则从性而和之。悟者易，迷者难。”而“从性而和之”也不过是《丹论诀旨心鉴》批评的“措意周象自为”而已，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所以其它流派的丹道术士批评他们“以铅汞变色不正，以阴阳取予不理”，“世人枉炼五金，调和八石，呼铅作虎，唤汞为龙，妄配阴阳，错排水火……总是凭空造作、非理修持。”⑤
　　硫汞派指的是用硫黄和水银合炼以求神丹大药的一派丹道术士。《周易参同契》中批评“硫黄烧豫章，泥汞相炼飞”，被认为指的即是硫汞合炼的实验。在唐代，这一派渐渐兴起。《太清石壁记》中记有“太一小还丹”方，其方用水银一斤同硫黄五两合炼，有十分详细的操作过程说明，但仅称此丹“细者色过光明砂，红赤非常，药成细研和粳米饭丸之如小胡眼，每日服五丸至五百丸，万病除矣。”还没有上升到服之能够成仙不死的至药大丹的地位。这一派的形成，从技术渊源上说，同金砂派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陈少微《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炼汞添金出砂品》中，载有用汞一斤和硫黄三两合炼，“其汞则化成紫砂，分毫无欠”，然后用此紫砂与黑铅合炼，以得到七返灵砂。由此，很多研究者都把陈少微当作了硫汞派。其实，从丹道流派来说，他们是不同的二派，彼此之间门户划分十分清楚。看看陈少微对硫汞派的批评即可明白这一点:“且世人多误取石硫黄，呼为太阳之至精，和汞而烧七返。且硫黄受孤阳偏石之气，汞又离于元和。二物俱偏，如何得成正真之宝。”①唐代的硫汞派正是这样，他们同样用易学阴阳之说作为其义理基础，相信用硫和汞合炼即可得到神仙不死之大还丹:“夫大丹两物共成，不入杂药。”“其硫黄是太阳之精，水银是太阴之精，一阴一阳合为天地。”②硫汞派的理论在宋代还有传人。成书于宋的《灵砂大丹秘诀》仍说:“硫黄本太阳之精，水银本太阴之气，阳魂死而阴魂亡，乃夫妇之合情，阴阳之顺气。”以之炼成的灵砂，是“丹灶之统辖，修养之领袖，大药之祖，金丹之宗”③。
　　唐代丹道流派繁盛，彼此虽门户之见极深，但由于宗奉易学阴阳五行之说为时代风气，故彼此相互影响，其义理学说互参互融亦为必然。如铅汞派中有人主张，烧炼铅汞大药，需用硫黄、雄黄、曾青等药“借为傍助”；金砂一派中也有人主张飞炼七返灵砂需用铅等等。各丹道派义理学说的交流，往往带来新的发展。特别是唐代外丹术鼎盛，内丹术也十分盛行。从事外丹烧炼的丹道术士同崇奉内丹修炼的丹道术士之间的交流，更是引人注目。很多内丹术著作大量借用外丹术语，以致往往使人难于辨别。兴盛于宋的所谓“金丹派”，所指就已经不是外丹而是内丹流派了。
　　四、外丹实践的发展
　　唐代道教外丹术在实践方面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其实验探索范围的广度上。对此，成书于唐的丹经《真元妙道要略》一书中有一段极为难得的记载，从中可以略知其梗概。
　　在大量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唐代炼丹术士概括出很多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在外丹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相类”理论，就是这样归纳产生的。“相类”理论描述的是一些药物之间定性反应的规律性，对于炼丹术实验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
　　在药物的定量反应方面，唐代炼丹术的进步也十分显著。如关于硫化汞（朱砂）的合成，《太清石壁记·大一小还丹方》记载，用“水银一斤，石硫黄五两”；初唐孙思邈《太清丹经要诀·造小还丹法》已改用“水银一斤，石硫黄四两”，另两部唐代丹经《九转灵砂大丹》和《九转青金灵砂丹》亦用水银一斤，硫黄四两。到了盛唐时期，陈少微《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炼汞添金出砂品第二》则用“汞一斤，石硫黄三两”，稍后的《丹论诀旨心鉴·明辨章第二》亦谓:“夫硫黄三两，能制水银一斤”。唐制一斤与五两、一斤与四两、一斤与三两之比例分别为100:31．3；100:25．0；100:18．8。汞（Hg）的原子量为200．59，硫（S）的原子量为32．06，硫化汞（HgS）中汞硫比例的理论值为100:16．0，盛唐时期陈少微一派丹道术士合成朱砂所用汞硫比例与之相当接近。并且，由于在合成过程中，硫易于生成二氧化硫气体逸出，所以，汞硫比例中，硫适当过量是合理的。
　　定量精确化同时也是实验技术进步的标志。在炼丹术早期，术士们用药动辄以数十斤为度，其操作粗放，结果当然很难达到定量反应的概念。即使是较晚起的硫化汞的合成技术，也有一个逐渐改进的过程。中国炼丹术士最先懂得从朱砂中提取水银的方法，到了隋唐时期，用硫黄和水银合成朱砂的方法也逐渐成熟。《太清石壁记》记载的合成方法，用水银一斤、硫黄五两，其具体操作之不合理处很多。如将药物入瓷瓶，加盖泥封后，待“炉渐热，加火，初文后武，令称瓶上火色紫焰出时，声动其火，令心虚，稍稍添炭，如此百夜”，然后渐渐退火，直至炉温冷却，才能得到产物。古代的反应器密封技术不能达到完全密封，所以，合成朱砂时有紫焰冒出，即是瓶中药物泄逸，“如此百夜”之长时间操作，自然泄逸更多。《九转灵砂大丹》和《九转青金灵砂丹》的方法相同:“用新铁锅一口，……先下硫黄熔成汁，次下水银，两人对坐，钳住锅边，用铁铲不住手炒，如有黄烟起时，即用米醋洒之，烟止再炒，……炒令青砖色为度。”①这一方法通过洒米醋防止黄烟（主要是二氧化硫SO↓2）发生，但因不是在密闭空间中加热，故也不能有效地防止加热过程中药物的泄逸。后来陈少微的方法则在《太清石壁记》的基础上大有改进。一是一待“青焰透出，即以稀泥急涂之，莫令焰出”，即懂得防止泄逸；二是摒弃“百夜”之说，只以文火养瓶三日，后用武火，一待焰出而封涂之后，炉中炭一烧尽，即可“候寒开之，其汞则化为紫砂，分毫无欠”。他的实验方法合理得多，因此既能做到所用汞硫比例十分接近理论值，反应产物也能达到损失微小的水平。
　　唐代炼丹术实践的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发现。除了硫化汞的合成之外，还有很多新的药物制备方法和关于矿物的观察记录。如《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作朴硝硝石法》记载了用朴硝（Na2SO4）和硝石（KNO3）制得“芒硝石”（K2SO4）结晶物的方法。唐末独狐滔所著《丹房鉴（一作镜）源》一书中有对草节铅的观察记录，说“草节铅即嘉州生铅，未镕为熟者。打破，脆。烧之气如硫黄。”此处所指即是方铅矿，其组成是PbS，故烧时同硫黄一样有二氧化硫气体产生，还有关于其性脆易于打破的物性记载，都是十分正确而重要的描述。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唐代炼丹术丹经中已有关于火药的明确资料。《真元妙道要略》记载:“有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硝石……生者不可合三黄（即硫黄、雄黄和雌黄）等烧，立见祸事。”蜜相当于木炭成分的作用，它同硝石（硝酸钾）和硫黄、雄黄（硫化钾）一起即为爆炸混合物。后一条也说明了硝酸盐同硫化物一起加热所发生的剧烈燃烧和爆炸的性质，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给予高度评价:“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中，最早提到火药的是一部题为《真元妙道要略》的道教炼丹著作。”①
　　唐代道教炼丹术实践中有关黄白术的内容十分丰富。黄白术就是炼制各种外观与金银相似的金属物的方法，道书中常称之为点化金银之术。它包括制造各种药金、药银，也包括若干金属表面处理的方法。唐代炼丹术士继承了从汉至隋的黄白术遗产，并有所发展。其中如点化丹阳（砷白铜）等技术更加成熟了。孙思邈《太清丹经要诀》中还有用雄黄和锡炼制药金（产物可能是“彩色金”SnS2）的详细记载。据研究，小规模水法炼铜在中唐时期的炼丹术著作中也已有明确记载。
　　道教炼丹术的发展还影响到医药学，特别具有积极意义的是，炼丹术士所使用的器具设备、方法以及合炼产物等，常被医学所吸收，大大丰富了这门科学的内容②。
　　五、社会影响和历史命运
　　唐代诸帝多信道教服饵长生之说，服丹中毒而死者在历朝中为最多。对此，史家论述颇多，于此不赘。惟其支持道教炼丹术，除迷信长生不死外，似也有炼造药金、药银以充库用的原因。如太宗即曾征召道流之徒，敕令点铜为金。“隋末有道者居于太白山炼丹砂，合大还成”，可化赤铜为黄金。成弼侍之，其后持白刃杀道者，而得其丹。唐太宗召成弼，“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凡数万斤。“其金所谓大唐金也，百炼益精。……至今外国传成弼金，以为宝货也。”③而武则天确曾以道士所造药金赏赐臣下。《旧唐书》载，孙思邈的弟子孟诜，“尝于凤阁侍郎刘家见其敕赐金，谓之曰:‘此药金也，若烧火其上，当有五色气。’试之果然。则天闻而不悦。”④皇帝对服务于宫廷的道教金丹术士优礼有加，有的甚至官至公卿。唐代很多外丹黄白术方法，如《龙虎还丹诀》卷下所载“供奉山人李景阳法”之类，当出自他们之手。《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中多以“臣按”、“臣奉”之语陈述各类丹法，作者盖亦供奉山人之流。为了支持术士们烧炼，皇帝还动辄诏令天下搜求奇药异石，所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由于唐代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蓬勃发展，加上封建帝王的尊崇、支持，金丹服饵一时竟成为全国性风气。首先是社会上层的达官显贵群起仿效，他们交结道教方术之士，访求金丹大药，服饵烧炼以为时尚。《还丹肘后诀》末有《唐仵达灵真人记》一篇，作者自叙曾随玄宗銮舆西幸，“驻跸行在掌命”，两次均遇见青城丈人，得受“真元丹诀”和“神水黄芽之要”，随即向皇帝“乞骸归田”，同南曹郎张去非、左史程太虚一起，“皆以故庐共制神室”而临炉炼丹①。该作者显系天子宠信之近臣，其官品当不在张、程之下，据韩愈所撰《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其亲睹目见因服饵中毒致死的大官僚便有七位。清人赵翼《甘十二史札记》记唐代服丹而死的大臣，还有杜伏威、李抱真等人。
　　唐代文人学士也大多浸染于这种时代风尚。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常学仙经，博涉道纪”②。卢照邻“学道于东龙门山精舍”，服食丹砂方药，罹药毒之苦，“几至于不免”。白居易曾广交金丹道士，与吴丹、郭虚舟多人均有来往。他对《周易参同契》兴趣极为浓厚，同元稹一起向郭虚舟学习烧炼金丹，结果没有成功。因未掌握好火候，“姹女（水银）”在高温下沸腾飞散，功亏一篑。白居易十分懊恼，既自责心尘不净洁，又喟叹没有仙缘③。其《思旧》一诗，记因服饵致死的文友旧好有退之（一说为韩愈，一说指卫中立）、微之（元稹）、杜子（杜元颖）、崔群等多人。李白从少年时起即薰染道风，出蜀之后，漫游名山，求仙学道，遍访天下有道高士、金丹炼师。在他的诗中，与金丹、炼师有关的，不下一百篇。唐代士人崇道及其有关文学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金丹术的兴盛及其社会影响的广泛。
　　但这种兴盛不可能长久维持。金丹术士们经常打交道的是铅、汞、硫、砷之类及其化合物。它们有的本身即有毒，如铅、汞。人体即使吸收少量的铅，也会积聚在体内，这种积聚可以导致慢性中毒，表现为性格改变、神经错乱、瘫痪等。直接大量服用，更无异于服毒自杀。汞中毒症状更为严重，它首先出现在知觉上，表现为手脚发麻坏死、口腔麻痹。更可怕的是中枢神经系统很快受到损害，从而出现一系列伴生症状如肌肉抽搐、痉挛，出现平衡障碍等等。硫和砷的氧化物也都有毒。特别是砷的氧化物，更是剧毒。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这些物质在空气和水体中的含量都是受到环境保护工作者严格控制的。直接大量服用这些有毒物质，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唐宪宗和韩愈为之撰写墓志铭的李于，同是受金丹术士柳泌的丹法，按韩愈所记，柳泌亦属铅汞一派。李于服后“往往下血”，经四年而毙命。宪宗则“日加燥渴”、“暴怒”，亦系水银中毒之典型症状。至于明确记载服食水银中毒的工部尚书归登，唾血十数年。自诉如有“烧铁杖”从头顶直贯其下，“摧而为火，射窍节以出”，“狂痛号呼乞绝”，惨状更是不忍一睹。
　　无论唐代道教金丹术的义理学说多么完善、精致，终究经不住严酷事实的批判。《悬解录》虽属道派著作，也不得不承认:“金丹并诸石药各有本性，怀大毒在其中。道士服之，从羲轩已来，万不存一，未有不死者。”①一些道士认识到水银有毒，甚至连朱砂的药用功能也怀疑起来:“人见《本草》‘丹砂无毒’，谓不伤人。不知水银出于丹砂，而有大毒。故《本草》云，水银是丹砂之魂，因丹而出。末既有毒，本岂无毒?”②并说外丹黄白术“欲求长生，反致速死”。这是来自道教内部的批判。这种批判历史上虽然早有人提出过，但这次是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提出来的。在这一阶段，道教炼丹术重新构造了它的义理学说。形而上的思辨，愈是空灵、精妙，设下的陷阱自然愈有诱惑力。精致的义理基础，支撑了金丹术在这个时代的全面兴盛，因而也使再一次的批判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然而这一时刻一旦到来，金丹术即使不会完全坍塌，也必然是日渐衰落了。
　　应该看到的是，韩愈等人所代表的来自社会的批判，与来自道教内部的批判，目标所指虽然同一，但效果并不相同。来自社会的批判，对整个社会的神智无疑是一种荡涤，它使这股颓风即使卷土重来，至少也得改换新的形式。而来自道教内部的批判，虽然抑制了道教修炼方术在“外求”金丹大药方向上的努力，却促使它更加转向人体内部“精、气、神”的“内炼”上。其追求神仙不死的基本信仰仍未破坏。但无论如何，道教外丹术最辉煌的历史已经结束。唐以后，外丹术虽然仍有一定影响，但已远远不及内丹的地位了。
　　①《抱朴子内篇》杂应、对俗。
　　②《本草纲目》卷一引。
　　③《道藏》温帙《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九引。此经诀编成于唐初。
　　④参阅《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三。
　　⑤《正统道藏》翔帙《华阳陶隐居内传》卷中。
　　⑥《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神异典神仙部引。
　　①现存《正统道藏》诚帙《道枢》卷二六，题为《日月玄枢篇》。一说刘知古所论属内丹。
　　②《李太白全集》卷一○。
　　③《白香山诗集》卷一七。
　　④《正统道藏》松帙《丹论诀旨心鉴》。
　　①《正统道藏》斯帙《还丹肘后诀》卷上。
　　②③《正统道藏》兰帙《通幽诀》。（）内疑衍、误字，〔〕内补字（据《还丹肘后诀》同出文校补）。下同。
　　④《正统道藏》凊帙《九转灵砂大丹资圣玄经》。
　　⑤《正统道藏》兴帙《太清石壁记》卷上。
　　①《正统道藏》兴帙。
　　②《正统道藏》之帙。
　　③《正统道藏》馨帙《诸家神品妙法》卷二《金丹秘要参同录》。
　　④《还丹肘后诀》卷上，据《玉清内书》同出文校补。
　　①《正统道藏》之帙。
　　②《正统道藏》清帙。
　　③《正统道藏》之帙《太古土兑经·明相类》。
　　④《正统道藏》似帙
　　①《云笈七签》卷七二，《正统道藏》松帙《大还心鉴》。
　　②《抱朴子·金丹》。“丹”前原有“金”字，系衍字（据孙星衍说）。
　　③《抱朴子·黄白》。
　　①《正统道藏》凊帙。
　　②《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一说为唐朝代、德宗时人。
　　③应为唐玄宗开元年号之误，一说为先天、开元年号之合称，似未妥。
　　④见《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序文与所引《大洞炼真宝经》文。
　　⑤《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中三品陈五石之金品第四》。
　　①《张真人金石灵砂论·朱砂篇》。
　　②《大还心镜》，《云笈七签》卷七三。
　　③《正统道藏》映帙。
　　④《正统道藏》馨帙《诸家神品丹法》卷二。
　　⑤《正统道藏》容帙《周易参同契无名氏注》卷上。
　　①②《正统道藏》如帙。
　　③《正统道藏》似帙《金碧五相类参同契阴长生注》卷上。
　　④《正统道藏》似帙《大丹记》。
　　⑤《金碧五相类参同契阴长生注》卷上。
　　⑥《正统道藏》如帙《大丹铅汞论》。
　　①《参同契五相类秘要》，《张真人金石灵砂论·真汞篇》引《潜通诀》。
　　②《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成丹归真章》。
　　③《诸家神品丹法》卷二。
　　④《大丹铅汞论》页八。
　　⑤《正统道藏》凊帙《灵砂大丹秘诀·抱一圣胎灵砂》，《正统道藏》松帙《大还丹金虎白龙论》。
　　①《大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序》。
　　②《正统道藏》如帙《太清玉碑子·大还丹歌日》。
　　③《正统道藏》凊帙。
　　①《正统道藏》凊帙。
　　①《关于中国文化领域内火药与火药史的新看法》，《科学史译丛》1982年第2辑。
　　②本节请参阅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4年）、张觉人《中国炼丹术与丹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赵匡华《关于中国炼丹术和医药化学中制轻粉、粉霜诸方的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郭正谊《从<龙虎还丹诀>看我国炼丹家对化学的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冈西为人《中国医学中的丹方》（《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之研究》，角川书店，1963年）、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33章。
　　③宋戴君孚《广异记》，见《太平广记》卷四○○。
　　④《旧唐书·方伎传》。
　　①《正统道藏》斯帙。
　　②《全唐文》卷一八一王勃《游山庙序》。
　　③见《白香山诗后集》卷一《同微之赠别郭虚舟炼师五十韵》。
　　①《正统道藏》如帙。
　　②《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三。